杨义祥
对于如我一般的农家子弟而言,毫无疑问,高考是人生的跷跷板,是命运的转折点。
那时候,学校推出的时代典型是“反潮流的黄帅”和“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”。张铁生的打油诗“我是中国人,何必学外文。不学ABC,照样干革命”,非常有市场。于是,学校走“五七指示”指引的道路:勤工俭学、开门办学。
小学四、五年级的学生经常被拉出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。开荒、秧田扯草、摘棉花之类。暑假,我们便自觉地到生产队劳动:插秧、扯草、捡稻谷。年少的我们同父母一样,在烈日下挥汗如雨,有时月亮老高了,依然劳作在农田里。父母亲们则要更长时间地起早贪黑、披星戴月,他们的脸晒得像树皮,腰累得像虾弓,手指烂得像水煮过。正是这种累死累活的苦日子,催生了我改变命运的想法:“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,要改变命运。”
谁也想不到,机遇竟然在不经意中从天而降。1976年“四人帮”被粉碎,1977年高考恢复。眼见着众多的大龄青年和知识青年欣喜若狂,整个知识界仿佛迎来了又一个1949年。我们也有些许莫名的激动和颤抖。随后就有了谁谁谁考上了大学的传闻,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乡村旮旯。我们开始亢奋起来。
当时的张金中学1979年战果辉煌,我们便借着东风乘着兴劲备战高考。学校吹响了号角,老师们摩拳擦掌,同学们也铆足了劲。试卷一张接一张地发下来,考试一轮又一轮地训练着。晚自习下了,我们就自我加压,继续在煤油灯下做作业、背题目。直到值班老师和校领导来催促休息,我们便回到寝室里捂着被子、打着手电筒背资料。
那时候,学校基本上只供应饭,不供应菜。我们都是用罐头瓶从家里带鲊胡椒、酱萝卜之类,每周回家一次。没有菜的时候就吃白饭,即便那样我们依然兴致不减,心里憋着一股劲,生活的艰苦根本不会在意。
庆幸的是1980年高考,17岁的我考上了潜江师范。虽然师范级别不高,可是对于祖祖辈辈种田甚至当长工的杨氏家族来说,已经是创造了历史。况且我还是全村第一个考出来的农家子弟。在送我上学的酒宴上,生产队长代表全队买了口皮箱祝贺,爸爸则提前买了块春兰牌手表,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我没有向家里提任何要求,因为我还有三个弟弟,他们都在上学,爸爸妈妈的担子还很重。
两年后,我从师范毕业走上了中学讲台,便主动带上三弟,以减轻家里的负担。1987年,学校培养我入党。在做社会关系调查时,父亲老家(家父原本铁匠沟杨桥村人,祖上为地主,十九岁来杨家撑门)的支部书记听我介绍完家世后,随即感叹道:你得好好感谢邓小平,不然,你今天的成就想都不要想。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,当国家老师“吃皇粮”拿工资,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想过的事。至于入党,一个祖上是地主成分的人,还有什么政治上的前景,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凡是有过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经历的人,对此绝对深信不疑。
其后每每与人谈及自己的经历,我总是坦言:没有高考,我就只能是在“修地球”,与我的父母亲们一样过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的日子。所以,几十年来,我倍感珍惜,倍懂感恩:感恩自己赶上了恢复高考,感恩小平同志用伟人的巨手,开创了一个改革开放全新的时代。这不仅改变了如我这般千千万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,更改变了社会主义中国在全世界面前的形象,正是小平同志开辟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为中华民族这艘巨轮拨正了航向,我们才得以创造今天的辉煌。(作者单位:市委党校)